这是我认识经利彬所长的开始。经利彬（燧初）（1895-1958），浙江上虞人，因父亲开明，早年就留学法国里昂大学，获理学及医学两博士。但回国后青云直上，先后就任教授、主任、院长等职于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以及北伐后的广东中山大学等，1934年又任北平研究院生物部部长，兼任新成立（1932）的生理研究所所长，这时才得从事于“脊椎动物的脑量”、“金鱼鳍鳞的再生”，“疲劳肌肉能使生长加速的关系”等生理问题，和“麻醉剂对尿素的作用”、“党参对血球与血压之作用”等药理问题，五年间发表过约5篇论文于该所的刊物上。1937年北平沦陷后，只身南逃昆明，大约继陆鼎恒后兼任过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所长。此时移家重庆。1941年左右至1945年，兼教育部立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1946年去台湾，曾短期任台湾省卫生局长，大约在此时与人合著《卫生学》，于1958年在台逝世。看起来是早年“飞黄腾达”过快，而中年以后，又没有设备条件供他利用搞研究，以致没有能发挥他曾是双料博士的才能，这是深为可惜的。他的经历足可供后人借鉴。他于本书内容其实贡献不大。是否见到本书都很难说，因而被家谱资料误名为“滇南本草纲目”（合著）。

  这个所在昆明就只有药用植物组经常有三四人工作，匡可任是1941年正式聘任的“研究员”，我也是兼任，却主管该组。稍后还有钟补勤（忘其职称）专门从事调查采集工作。其余只是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植物分类学的助教来兼职帮我研究和写作，先后有简焯坡、蔡德惠二人。“阿简”于三年助教期满（1943）后就转到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助教。也因路远，无法再到陈家营兼差。而蔡德惠则于1942年毕业后任我的助教，从而一直到底参加了这个“图谱”的研究制作工作，其中小幅图（达10幅）和植物形态描述及图版说明大都是他的手笔。管石印的印刷工人罗定国，四川人，有时也帮我做了抄写文字说明的工作，当时也只有二十几岁。就是这样一个班子，三年来总算群策群力，完成了25种（26幅图）滇南本草所含草药的调查、采集、描述形态、绘图、考订中名、学名等工作。该所全无图书，可算是设备的只有那台石印机，最多还有一台当时海口（滇池）工厂（后即为光学仪器厂）在严济慈先生指导下研制的扩大镜，其他什么也没有，连打字机都是由生物系标本室借来的。

这部书的版式是根据匡可任先生设计制定的，即以图和形态描述为主体。图有大小二种，大图版心同于当时国内外所出图谱，而包括植物各部分的精细解剖图很多，不同于其他各种图谱，这是依照吴老师的观点和作法制定的。力求其全、细、准，故而每图都包括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直到胚和胚乳）。小图要求同样，但版心大小是根据Hooker’s Icones Plantarum的版心（有黑框）制定的。

匡可任（1914-1977）是江苏宜兴人。宜兴的冯、蒋两家出了许多植物画家，还有一位大采集家。匡的绘画水平也很高，曾为吴师油画遗像，今尚存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他曾在1935年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留学攻林学，1937年抗战一起，第二个月就毅然回国参加了战区教师贵州服务团。据他自说后曾在腾冲中学教生物学，当时校长是寸树声先生（后曾任云南大学校长）。旋又转到昆明黑龙潭农林植物研究所（即今之昆明植物研究所），那时所长是郑万钧先生（1904-1983）。他因发现喙核桃（Annamocarya sinensis）的一些新的属级特征，意欲发表一新属，但他性格孤僻，愤世嫉俗，落落寡合而和所长不和。在黑龙潭得识吴师和我，一见如故，遂转到中国医药研究所。他因见吴师教学所用自绘解剖精图，又艳羡白泽保美（Homi Shirasawa）的“Iconographie de essentiales forestieres du Japan”（《日本主要森林树木图志》）的精图，要想水平超过当时国内各植物研究所所出图谱，如胡先骕、陈焕镛所出《中国植物图谱》以及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出图谱等，因而不顾当时应用之急，追求质量精美，初曾试印了一张彩色套色石印的“草果药（Hedychium spicatum）”，今尚存我处。可是由于彩色油墨价昂，套印又极费时，终于没有采用，但石印技术和绘图技术，他却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就在这一部石印机上，他也用他和钟补勤二人首次到滇东南采集到的喙核桃花果，绘出并印成一个精图，加上他深自钻研的拉丁文全描述，以Fl. Sinica第一卷第一期名义，题为云南东南部核桃科之新属（喙核桃属Rhannphocarya）印成后，分送世界各大植物学研究机构。但此属终因上述周折，稍后于Leroy根据越南标本发表的Annamocarya，而未被起用。他在该所结束后即转为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直到解放后改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解放后，和助教完成了《中国植物志》胡桃科、茄科、葫芦科等他所研究的部分。他对大风子科和杨梅科也有研究，并曾发现马蹄参属（Diplopanax）的化石果实在古植物文献中的材料。在1958年同样从古植物文献中发现银杉果实，而与陈焕镛先生（1890-1971）合作，发表松科银杉属（Cathaya），于前苏联植物学杂志43卷上。这是解放后不亚于1948年胡先骕（1894-1968）、郑万钧发现的水杉活化石的另一个活化石植物，才升为研究员。他受吴老师的影响，欲将分类学基础建立在坚实的外部形态学基础之上，故又以十年功夫致力于器官图解，植物外部形态学名词以及命名法规上，对于这些方面均有精到之处。“十年动乱”后因病逝世。

蔡德惠（T. W. Tsai）（约1923-1945），江苏上海人，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高材生，与两弹元勋邓稼先同届毕业时，登榜上第二名，他的学士论文《中国的山茱萸属》原稿现尚存我处。毕业后即留校任生物系助教，先是吴师，后也就成了我的助教，因而也参加并完成了这一本图谱。他为人聪颖，但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写字很娟秀，读书极勤，做工作细致认真。曾在西南联大的标本室外墙上立一土制日规以自励，这件事被他少数朋友之一，也是我的故友，后成为文学名家，已出版全集的汪曾祺君写进他的散文，题目就叫《蔡德惠》。他很不幸，在1945年此书完成后不久，忽于又赴西山采集归来感到不适，去昆华医院检查，诊断为“粟粒性肺结核”，这病在当时也属不治之症，因结核菌极分散，无法控制，住院后不久，就转为结核菌入脑，不治而亡，时年才大约22岁，他的遗体是用和尚“入缸”的办法，在联大北郊外火化的。当时昆明还没有火化房。我在三年之间，连续先失良师，后失益友，其悲痛是现在所不能忍受的，但当时总算忍受了下来，虽一直在医院里招呼，总算没有传染上结核病，这实是不幸中的大幸。其后，于1952年，又有换帖结义大哥地质学家张澜庆得到同样病症，也不治而早夭，这确可见此病是旧社会导致青年早夭的大敌。

  钟补勤¹（1896-1954(?)，在台湾失踪），浙江镇海（或柴桥）人，今属宁波市。他是我国最老一辈植物学家，北京大学（1924）和浙江大学（1927）标本室的创建者，和第一个植物园（在浙大）的创建者，曾以五年时间（即1918-1923年），在江南、岭南、云南和豫、晋等省调查，他是钟观光（K. K. Tsoong）先生（1868-1940）的长子，其三弟钟补求（P. C. Tsoong）（1906-1981）也是有名的植物学家，研究马先蒿属（Pedicularis）的权威，并首先作出属下系统，因而获得建国后首届科学奖，与华罗庚同届。补勤早年就读上海芳济公学，1918年起曾随钟老先生（当其助手），在云南等地采集，累计采得15万号标本，约万余种植物。1924年随父任北大助教，从经利彬、谭熙鸣两先生学习，后随父转浙大任教员，旋随谭熙鸣转南京林垦署署长时，管总务工作。1934年失业，仍助其父做植物中名整理，并曾随其父调查祁州药市，抗战初期1938-1940年在贵州中央农业改进所（后改中央农业研究所）任职。该所在解放后即为农业科学院，他实是在其中的林改所（后之林业科学院）随皮作琼工作，当时设贵阳油渣街，他曾在贵州许多县都做过林业调查，部分标本尚存昆明植物所。1941年，经利彬邀他来陈家营该所工作，即单身住在“大殿”的右厢房。他秉性耿直，当时对国民党在大后方所设的各研究所很不满，经常劳骚满腹。仅于1943年和匡可任同赴滇东南的开远、文山、西畴、麻栗坡等地，共采标本509号，其中有新种14个。他未参加《滇南本草图谱》的编写，故在书中未列名。该所解散前即去福建，还曾回乡任过中学教员，和在沪、甬做些闲事。1947年，钟补求留学英国前推荐他回北平，但1948年方应台湾林业试验所所长林渭访之聘，随经利彬赴台湾，任该所标本馆技正，与该所章乐民一起鉴定日本人遗留下来的标本，并到台湾各地调查采集标本约15000号（据黄增泉先生材料）。1950年，他与刘慎孝、黄希周合作发表了《台湾糖业公司西海岸农场防风林调查报告》，1951年与林渭访、章乐民合作发表《台湾木本植物志略》，1954年又与章乐民合作发表了《南插天山植物生态初步调查》。何时于台湾失踪或病故，尚无所知。

  简焯坡（C. P. Jian (Kan)）(1916-2002)，广东新会人。家原为日侨富商，故幼时在日本，精通日本语文和“相扑”，臂力甚足。他在八年抗战前由通州（今北京市东部）潞河中学，与同学骑自行车沿铁路上北平，途中遭土匪孙殿英部下绑架向其家勒索。简随匪部流转冀、鲁、豫三省达三月之久。匪知其通文墨，不久即让他管文书。后他于土匪监视疏忽中逃离匪部，然后重上中学，毕业后时已“七七事变”，乃奉其寡嫂在昆明就学，属清华十三级，1940年毕业后留校，继我任吴韫珍先生助教。那时我已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并在日本飞机首次炸西南联大后，撤离校区，在大普集清华农业科学研究所学习和工作。中国医药研究所成立后，简也来该所兼职，以维持家用。他在该所只与匡可任在1943年继钟补勤之后，赴滇东南砚山、西畴一带续采标本488号，即从510到988号，后因病返昆。以上匡、钟和匡、简所采标本是中国医药研究所，除图谱以外的唯一工作，幸运的是未随该所的解散而散失，今均存北京植物所与昆明植物所。他在三年助教期间多次在昆明附近各采集点带学生实习采集。期满后又转任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当时设在昆明西山华亭寺藏经楼上的临时工作站，直到“复员”（即抗战胜利后回北平）。此时与郝景盛、匡可任共同度过1944至1945年。刘慎谔则在武功和昆明之间，两头照应。1948年“八·一九”大逮捕后，我因在学运中活动有些暴露，组织上安排我撤退到冀中解放区泊头镇，曾得到简的掩护。简为人和易，勤学不辍，笃于友情，解放后曾两度在科学院计划局、外事局工作，但在北京植物所内仍致力于藜科、虎耳草科，可惜在完成藜科之后，即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在家养病达三十余年，总之没有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极可惋惜，于2002年病逝。

以上所述是此书的形成过程和所牵涉的作者以及有关人物的约略回忆。

  此书的序言，虽署名经利彬，实际上经那时已“官僚化”了，于植物学和药学也未钻研，对滇南本草更未加研究。他只奔走官场，为这一本“图谱”求得陈立夫的题签和序，以及龙云的题辞。并承担了此书中各种药用植物的药理部分（包括药用成份和药理、毒理），而这些在当时大都是未经研究的空白。序中所举的滇南本草原书并非兰茂原著的植物例证，都是由我提出的，全序文字也是我写的，他只不过阅过点头而已。其余中名学名考订和文字说明都是由我提出，经过匡可任、蔡德惠二人讨论后决定的，当时我也和匡先生一样，不顾广大人民的急需，而醉心于为吴老师一系扬眉吐气，采用当时图谱所用文言文，且力求其和《植物名实图考》差不多的朴学考据文章同一水平，以致今日看来，虽只相隔一“甲子”，但已成为一个新“古董”，其中有些还作了许多图书不全的考证，加之繁体字，而三人抄写时不免有“帖体”，以致现在校勘费力，真是自作自受。该所全无图书，外文参考多出于西南联大生物系、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和清华农业科学研究所当时仅存的图书，中文典藉还应用了设在大普集各所中间的“清华中文善本书库”（后迁昆明东北郊施家营文科研究所），以及云南图书馆所藏古藉，说来实在可怜。故书中考据错误，在所难免。且系六十年前作品，许多名称已属过时，今略为订正见跋后。

  此书印出后，该所即解散，除我留下五本外，其余都上缴教育部，未能对外发行，后均不知下落。因其中有吴韫珍老师和我联名发表的新属—石竹科的金铁锁属（Psammosilene），此植物是当时云南白药的主要成份之一，既见于《滇南本草》，也见于《植物名实图考》，是滇黔至藏东南的中国特有单型属。“十年动乱”后，《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初加引用，国外尚不知其出处。我于在邱园Kew标本馆见到Silene cryptantha等的模式isotype后，为了争取国际上的合格发表，曾将此书二本一赠邱园图书馆，一赠北京植物研究所图书馆，尚有三本原刊留在我所，已成为“海内孤本”。内容虽有许多过时或不恰当之处，只是有些科学史价值而已。现在由云南科技出版社重新就原本影印，并重行排印新版问世。这也只有在太平盛世才得如此，但同书署名四人，其年岁跨了三个世纪，已有三人先后作古，其余足以知道这其中原委的，也零落殆尽，而我一个独能见其重刊，真是幸运之至了，故作跋文如上。

  又此书虽立意要求很高，但究竟是由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首次编写，缺乏经验，仿佛记得当时曾有意于出散页，故以图为主，附说明，因而只有以图为序的目录和每种页数，却无每页页数和索引，这是很不合出版规格的，现在影印部分仍旧保存原样，排印部分将页数补上。文中所插外文字句和文献，即外文部分，也是用打字机另打后贴上。中文夹西文，读者须随文或上下或左右，平添许多麻烦。全书书名除中文外，在卷末封底上还定有拉丁文名ICONES PLANTARUM MEDICARUM E LIBRO TIEN-NAN-PEN-TSAO LANMAOANO, TOM. 1, 署名为经利彬、吴征镒、匡可任、蔡德惠，1945年4月出版。这乃是各种的图版和文字说明印成之后，加上封面、标签和封底，装订成册的时间。由于当时所用石印的蜡纸质量不佳，印成时板上已多污点或折皱，特别是外文部分，又加之年代久远，有些字迹亦有漫漶，英文文献当时用罗马字，阿拉伯数字杂陈，我又病目，校勘费力，幸得妻子、儿媳全力帮助。匡可任材料参考路安民先生调查提供的资料，钟氏兄弟材料由王锦秀女士调查提供，杨云珊、吕春朝同志为我二、三校，均此致谢。一方面要感谢他们，另一方面又希读者鉴谅，并不吝指正。

注：

1、钟氏兄弟资料由王锦秀女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