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征镒先生是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这是人所共知的。他在我国植物分类学、植物区系地理学以及植物资源利用与保护等方面的贡献，在国内国外也有定评。我既没有能力一一叙述，事实上吴老的著作具在，也不待这里多加介绍。我1984年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即考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成为吴老的研究生，虽然可能由于性格原因，我平时事师不勤，但也算是有幸得到吴老亲自指导较多的学生之一（按传统说法似应可忝居亲炙弟子之列，当然自己深知从学术水平上说是不太够资格的）；我毕业工作后吴老对我的研究工作也经常给予指导和关心。我想如果我能将吴老对我学习和研究工作指导的一些侧面记载下来，也许对今天有志于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青年学人会有所裨益吧。 

　　（一） 研究分类学首先必须懂生物学 

　　我报考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生时，实际上没有报考吴老招生的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方向，而是报考他的夫人段金玉先生招生的植物生理学专业。但当年报考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方向的学生很少（植物分类学在当时已经是冷门学科），初试成绩都不合格，而报考植物生理学专业的学生很多，有两人初试成绩合格，于是在复试时我被调剂为吴老的研究生（当年昆明植物研究所只录取了两名研究生），具体指导老师为李恒先生。8月份入学报到后，李恒先生带我去拜望因腿摔伤而住在医院的吴老。我当时已经二十岁了，但第一次见到这么一位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真是忐忑不安，诚惶诚恐，而且因录取时改变了研究方向而对未来的研究领域一无所知，不知道以后该怎么着手自己的学习，所以心里更为紧张。当初吴老说的其他话我现在大都忘记了，只是记得当我胆怯地告诉吴老我对植物分类学完全不懂，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学习这一学科时，吴老回答说，开始时不懂分类学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要学习过其他生物学的主要课程就行。于是他问我在大学学习过哪些课程。我回答说我毕业于师范院校，并不分具体专业，大部分生物学课程包括动物学、微生物学、遗传学都学过，只是都学得很浅。他说即使动物学也与植物学有关系，许多植物学方面的实验其实是从动物学实验借鉴过来的；他当初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时，一般的生物学课程很受重视，一些基础课程都由名师如陈桢先生、李继侗先生讲授云云。 

　　说实话，我当初对吴老的话不甚了了，不知道为什么研究植物分类学必须首先懂得一般的生物学。只是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际研究工作以后，才逐渐领会了吴老这样说的深意。原来植物分类学是一门无穷综合的学科，这门学科本身并没有自己的资料，而必须完全利用其他学科如植物形态学、解剖学、胚胎学、花粉学、细胞学、细胞遗传学、生态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证据，所以如果要进行深入的植物分类学研究，就首先必须对这些相关学科的知识有较深入的了解才行。不少人认为研究植物分类学很容易，只要懂一些植物形态学知识和植物学拉丁文就可以开展工作了，这实在是对植物分类学极为肤浅甚至错误的认识。其实分类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大部分分类学问题都可以化解为一般的生物学问题进行精细的实验研究而得到比较客观的结果，所以如果不懂基本的生物学，植物分类学工作也不太可能做得深入，得出的结果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显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越来越深深感到，要将分类研究工作真正做到深处、做到极致真是十分困难（当然任何真正的研究工作要做深入都是很难的），涉及到很多细致的生物学问题；真正好的分类学研究结果往往具有极高的预见性，所得到的分类处理含有丰富的信息，各种性状组合在一起显得十分和谐，让人感到科学之美和从事研究工作的极大愉悦。现在植物分类学常常被贬低，在生物学中没有地位，原因固然很多，但我总觉得这可能与我们一些分类学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提升到生物学研究的高度有一定关系；一些分类学家过于注意一些琐碎的命名法规问题（我无意否认命名法规的重要性），有些人认为学好植物学拉丁文就是研究植物分类学的钥匙，还有些人甚至认为植物分类学就是抄书，完全以抄纂为能事。吴老作为一个大植物分类学家，对这一学科研究的本质确有清楚和准确的把握。我现在常常感念吴老当时的教诲。他的话不但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我当时对自己不懂植物分类学的担心和由此产生的畏难情绪，而且为我指示了以后进行深入的植物分类学研究的正确途径。现在如果有学生写信告诉我说他们对植物分类学如何有兴趣，以后想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报考植物分类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总是将吴老当时告诉我的话转告他们，要他们首先特别注意生物学一般课程的学习，学习得越深越好，而不要急于靠死记硬背去辨识一些植物。 

　　（二） 吴老带我看标本 

　　我在硕士论文期间学习植物区系地理学，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深深感到自己植物分类学基础薄弱而影响了对植物区系地理学的理解，所以考上吴老的博士研究生后，决心学习怎样进行专科专属的分类学研究。在选博士论文题目时，吴老可能考虑到我硕士期间是学习植物区系地理学的，指示我尽量选一定经济价值较高、替代现象和特有现象比较明显的属，用综合性手段研究不同种类之间的分化。他还周到地嘱咐我尽可能选草本类群，因为木本植物更易于遭到破坏，很多几十年前采到的种类现在去找很可能难以发现了。我记得自己选了毛茛科乌头属、桔梗科党参属、龙胆科龙胆属等类群，在初步查阅文献后最终确定研究具有较高药用价值、特有现象明显的乌头属，得到了吴老的同意。 

　　题目选定以后，吴老就基本放手让我自己去进行研究工作了。由于乌头属种类较多，形态变异复杂，而且研究经费紧张，因此我主要研究云南的乌头属植物。经过两年多的标本室、野外和实验室工作，我感到自己对云南乌头属植物究竟有多少分类实体似乎有了一定认识，即心里似已大致明白云南有多少种乌头属植物，它们分布在什么地方，生长在什么生境，只是这些认识都比较肤浅，停留在表面，苦于不能将我的一些直观认识清楚地表达和总结出来，对标本室一些明显错误鉴定的标本我也不敢改名字和挪动地方，更不敢将前人发表的一些不成立的种类进行归并。于是我只好找吴老汇报我的工作进展和遇到的主要困难。我猜想我浓重的湖南口音可能让吴老不明白我具体讲了些什么，让我惊喜的是他老人家立即决定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告诉我第二天将亲自去标本馆带我看乌头属标本。 

　　想不到第二天吴老自己早早就去了标本馆，而我却迟迟未到，标本馆管理员告诉我吴老在标本馆等我，叫我赶快去。吴老没有责备我迟到，耐心地告诉我将所有乌头属标本搬出来摆在标本馆的长条形桌面上。只见吴老不慌不忙，显得很愉悦和享受的样子（他带着耳机，好像在欣赏京戏或昆曲，时不时还轻轻哼上两句），开始慢慢整理标本。他先按产地将有关标本整理在一起，然后又按采集人和采集号将标本进行整理，将同一采集人采的同号标本放在同一张衬纸里，然后将不同产地的标本进行仔细比较。经过吴老这么一番整理，有关种类的分布区和形态变异好像立即清晰起来。吴老一边整理标本一边给我讲解，告诉我看任何类群的标本时，一定要将标本先按产地和采集号清理好，然后摊开来看，这样才能看出植物的地理和生境变异式样。在清理标本过程中，吴老要我将有关种类的文献一一给他看，他说对每个种都要从最早的文献追踪到最新的文献，注意不同作者对该种的分类处理、地理分布、亲缘关系等方面发表了什么意见，他们的意见哪些是相同的，哪些方面存在分歧。他说要特别注意那些引证有标本的文献，尽量找到和检查那些被前人引证过的标本，因为这些引证的标本就代表了有关作者对该植物的认识。他把这些标本找出来后，用他那种特有的很小的圆润字体在上面注明该标本被某一作者在某一文献中引证过。我发现吴老对分类学文献极为熟悉，几种西方语言都能阅读，英文、拉丁文文献不用说了，乌头属涉及较多的德文和法文文献吴老也都能顺利阅读，对我读不懂的俄语文献也让我拿来给他看。我还发现吴老对植物采集史也极为熟悉。《中国植物志》27卷记载紫乌头（Aconitum episcopale H. Lév.）只分布于云南西北部和四川西南部， 比较含糊地记载模式标本采自云南。我告诉吴老模式标本是法国传教士E. E. Maire采的（种加词“episcopale” 即意为“主教的”），但标本的具体采集地点记载不详，吴老立即告诉我《中国植物志》27卷的记载和分类处理可能存在问题，因为E. E. Maire主要在云南东北部一带采集，没有去过云南西北部。后来我从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借到了A. episcopale的模式标本，发现《中国植物志》27卷记载的云南西北部的紫乌头标本确实属于错误鉴定。从此我感到具备一定的植物采集史知识对植物分类学研究十分重要，有意增加这方面的知识。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对模式产地的精确考证帮助我解决了不少分类处理问题。 

　　吴老带我整理了大约一个月的标本，将昆明植物研究所全部乌头属标本进行了细致清理。通过这次整理，我将以前我脑海中对云南乌头属的直观认识理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对大多数种类的变异式样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对不同种类的界定及其地理分布有了明确的认识。很多久悬未决的问题一旦得解，真是快何如之！我常想，如果没有吴老拨冗亲自带我看标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予以指导和帮我进行分析，我自己还不知道要摸索多久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一个月可以说是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六年中收获最大的一个月，深深影响了我以后的研究工作，使我对植物分类学研究欲罢不能，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兴趣越来越浓。我后来研究任何类群，首先都严格按照吴老的方法对标本下一番整理功夫，愈发感到这种方法确实非常有效，在较短时间内就可以使自己熟悉一个种类较多的类群并发现其中问题所在。我要求我指导的研究生也按这种办法去进行研究，他们也觉得这种方法确能追根究底，能帮助他们迅速进入一个分类群的研究中去。我鉴定标本时也完全按照吴老的方法去做，在鉴定一个科或属的标本时并不先去查检索表（吴老认为很多检索表尤其是科一级的检索表基本上只是形式，于实际鉴定没有多少用处），而是首先将有关标本按产地和标本号进行清理，在将标本分好“堆”以后再定名。记得有一次在某大学鉴定忍冬科标本时，一位同行在看另一科的标本，一进标本室就搬去一摞标本立即开始写名字，好像很权威的样子，而我却将忍冬科标本全部搬出，一张一张清理，看了一天连一张标本都没有定名，标本管理员因此而对我好像颇为不屑。第二天我继续整理，直到第三天将全部标本整理好后才请管理员帮我打出定名签一一贴上，这时他才发现我将所有标本都鉴定完了，而且标本都按采集地点、采集号分好了“堆”，井井有条，夹在不同的衬纸里，连他也能看出来这样鉴定的标本比较可靠。这位管理员这时才对我有点刮目相看，说我这种整理和鉴定标本的方法值得借鉴。我不免有点暗自得意，心想作为吴门弟子，在标本室工作方面当然自有一套。仔细想起来，吴老整理和鉴定标本的方法实际上深符“先分类后命名”的原理以及植物分类学中长期以来使用的“形态-地理学”方法。 

　　（三） 吴老指导我编辑《Flora of China》稿件 

　　2000年左右，《Flora of China》（《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编委会面临换届，吴老提议我担任中方项目主任（project  co-director）一职。按英文和专业水平来说，我深感没有能力胜任这一重要工作，管理能力更是无从谈起，而且那时我还担任《植物分类学报》主编，看稿任务极为繁重，因此我心里虽然极为感念吴老对我提携和栽培的良苦用心，但实在觉得没有把握将这一工作做好，十分担心自己会辜负吴老的厚望。我接受这一工作后果然遇到不少繁琐的事情，大多幸得有吴老指点而得以顺利化解。吴老经常向助手口述电子邮件给我，及时解答我的各种疑难。在写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吴老还时时勉励我要不怕困难，心无旁骛，潜心向学。 

　　吴老八十以后，目力逐渐不济，但坚持每卷《Flora of China》的最后定稿都要亲自审阅，对有些卷册提出的审查意见竟达数十页，都由助手输入计算机，制成表格发给我，然后由我译成英文转发给美国的几个编辑中心。吴老即使对一些很小的问题都不放过。 《Flora of China》规定植物中文学名不能太长，他指示我可酌情将中文学名的“喜马拉雅”改为“须弥”以缩短名称，并详细给我解释“须弥”的意思。记得我当时细细阅读吴老的长篇审稿意见时，想到吴老已过八十高龄，内心极为震撼，不禁发出“此真惊天地而泣鬼神也”的由衷感叹。 　　  

　　时光荏苒，吴老过世已经一年。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回忆了吴老在我学习和研究工作不同阶段所给予的宝贵指导的一些小侧面，实在不足以状吴老风神于万一。除精研专业外，吴老年青时曾从闻一多、朱自清、余冠英等先生游，与王瑶、王元化等先生也有深厚的友情，所以兼具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他那些辞采丰瞻、条畅典雅而笔端常带感情的忆人、忆事篇什和序跋让我十分着迷，以为是典型的学者散文，读之每难释手，曾经多方尽力搜集。吴老是扬州人，清代扬州汉学独成一派，治学态度和治学成绩均以“圆通广大”著称，想来吴老不无受到乡邦先贤遗风余韵的影响，故治学也具有博大的气象和求实的精神吧。时事推移，学风丕变，像吴老这样真正文理兼擅的学者以后可能不会再出现了，令人感慨系之。作为吴老的学生，真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我现在常常捧读吴老晚年巨著《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一书，总是受到莫大的激励和鞭策，告诫自己要学习吴老数十年如一日潜心治学的精神，多看文献和标本，多跑野外，多进实验室，多熟悉一些类群，对吴老在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研究。我想这可能也是对吴老多年培养和提携之恩的最好报答方式吧。 

　　（2014年发表于《吴征镒先生纪念文集》） 

　　本文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植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重点实验室，广州510650 

　　吴老与他的学生1988年在野外考察 

　　前排左起：吴老，周浙昆，朱华；后排左起：李建强，李德铢，杨亲二，唐亚 

与同学和同行一起拜望晚年的吴老（右二） 

　　与同学和同行一起拜望晚年的吴老（中排右二） 

　　后排右一为2017年9月出差途中不幸遇车祸罹难的复旦大学钟扬教授（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