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松，SELF讲者，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他立足西南地区研究地衣，1981年开始，坚持从事地衣分类学研究，主要研究横断山地区的地衣物种多样性及其分布规律。 

云南丽柱衣 王立松拍摄

  最近，在真菌学的主流期刊《真菌学》的封面上，“云南丽柱衣”的照片惊艳了众人，这个不足一厘米的橙黄色地衣是王立松率领的团队发现的新地衣物种。

他在1981至1983年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考会的横断山考察后，决定投身于地衣研究，一做就是37年，使中国西南地区的地衣研究从无到有。

他看到了地衣，就认定了研究它

车子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这是1981年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去往横断山的大卡车。木板钉成的座椅上大家面对面地坐着，车上的篷布颠得啦啦作响，车里充满了晕车呕吐过的味道，王立松也在其中。

这是他进昆明植物研究所以来第一次外出考察，就这样和地衣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地衣，在中国有着悠久的食用和药用历史，在云南很多人拿它当蔬菜吃。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朱闫承、吴继农、魏春江等地衣学家才开始注意到它。

随着时光远去，老一辈人干不动了，王立松接过了他们手中的接力棒。那年他从横断山考察回来，昏黄的灯光下，观察和记录这些形态各异、五彩斑斓的地衣，却发现关于地衣的资料屈指可数。

 

翻山越岭采集地衣

当时的孙汉董所长（现在的院士）语重心长地和他说: “立松啊，你不要做这个，虽然它很重要，但是这工作没有衔接会很困难的。”王立松坚定地说：“不扣我的工资，我就是要做。”孙所长看见他如此坚持，鼓励道：“好，你认真做好。”

当时国内几乎找不到地衣的研究资料，王立松在各个图书馆之间奔波，从各种期刊查找、抄录国外的研究资料。当时的王立松18岁，没有读过大学，用他的话来说：“我当时就是个技工，不仅对英语不通，更不用说地衣文献大多都是拉丁文、日文，又没有老师指导，看地衣资料开始真的像是在看天书”。

为了解决语言问题，简陋的屋子里，王立松开始了他的学习之旅，当时学英语几乎人手一本许国璋英语和英语900句，抱着一台老式收音机，跟着练发音。认真与坚持和钻研精神，使他的语言和业务上获得了较大提高，通过与国际同行信件交流，获得了更多的研究资料和业务知识，后来他多次被邀请出国进修和交流的机会。 

濒危的顶杯衣 王立松拍摄

他说“30多年的标本管理是他专业提高的一个关键过程”，在他抄录的几千张地衣文献卡片和他建立的近3万张地衣物种生境图中，不难看出做地衣研究这个“冷板凳”的艰苦和孤独，但他说“这些都是我最愿意做的事情，我可以在显微镜下与这些不同的地衣物种对话，不孤独…”，这里面的乐趣只有他知道。

 

“趴在地上”的研究

王立松跑遍了西南超过78%的区域，但从他采集的路线图和标本记录上看，却远远超过这些，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严谨的工作态度使他不断地勘察新地区。因为地衣长得非常微小，很多时候都需要趴下去看。他说“外出考察最离不开的就是放大镜，它能够帮助你看到更多奇异的地衣物种。”

 

戈壁滩中的采集

如果你看见有人趴在地上，千万不要觉得奇怪，因为可能是王立松正拿着放大镜在观察地衣，他说“我们的野外工作就是在大地上一寸一寸的去寻找，无论是高山沟壑、悬崖绝壁，还是沙漠、草甸…..，置身于此已经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地”。

 

王立松攀岩采集

在横断山的一座大山里，王立松背着相机出发了，鲜艳的登山服在阳光下格外显眼。为了看清楚地衣的样子，他又趴了下去，猛然间感觉到背后传来了呼呼声，王立松一回头，一个黑影朝他冲了过来，直接将他掀起，整个人摔了出去，翻盖的手机只有一半在裤兜里，王立松爬起来，一手里居然还撰着那份地衣标本，另一只手高高举着相机，“相机贵重、标本重要….”松了口气，拍了拍身上的土，回头看时才发现，原来一个耗牛在生小耗牛，他那一趴刚好触犯了人家的领地，而他手里的那份标本就是在横断山发现的一个新地衣物种。

 

野外科考有时充满了危险

一次滇西北考察中，他乘坐的车子翻下山坡，他爬出了倒扣在山沟里的车子，幸运的是只受了轻伤，回到家才一直不跟家人提此事…..。但并非都那么幸运，王立松说《人民画报》的记者郑长禄同志就是在1981年参加我们横断山考察时，因翻车牺牲的…..”

王立松讲起这些停顿了一下，他总是说：“在考察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好玩儿的事，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危险。”

 

进入原始森林采集地衣

为了拿到第一手研究材料，科考工作者的艰辛和危险可想而知，在野外考察的过程中这些听起来惊心动魄的事，对王立松来说只是稀松平常之事。他说“中国的大多数地区都还没有地衣的采集记录和研究，我们采到的标本有可能是世界上某个物种唯一存在的凭证”。也正是这些野外的经验积累，使得王立松有了一双寻找地衣的敏锐眼睛。

王立松还注重拍摄这些标本的野外生境照片，并且都与采集的标本号一一对应。这不仅为存储后变色的地衣标本鉴定提供了良好的原生态数据。他主编的《中国云南地衣》和《中国药用地衣图鉴》不仅中国的首部图文并茂展现地衣物种的大型图册，从微观的视角将自然环境生活中的地衣客观呈现。

 

中国横断山的金丝带 王立松拍摄

他的地衣摄影被国内外同行称 “通过这些照片不仅能鉴定到种，也能获得这些物种的生态环境信息”：他研究和拍摄的广开小孢发在2012年The Bryologist被选作封面，今年初的《真菌学》期刊上，他拍摄的“云南丽烛衣”新种也荣登封面。 

他是学生眼中的“神算子”

学生都说他是“神算子”，能掐会算，一下子就能“寻龙点穴”，不足一厘米的地衣，他指哪儿就在哪儿。

他对西南地衣了如指掌，有人笑称“地衣是他家种的”，他是同行口中的“神眼”，是因为他不仅熟知西南地区地衣物种的生境和分布，甚至坐在从高速公路飞驰而过的汽车中，他也能从路边的植被、生境、海拔和地貌中准确判断某些地衣的存在。

他平静地说那是“你爬过5000米的山，走过戈壁大漠，你也会知道的。”

 

雨水+馒头=常规野外午餐

但是王立松很严肃地告诉学生：“地衣分类学离不开野外工作，只要你有足够多的野外工作，大自然中的知识会告诉你它们在哪儿。”在学术研究上，他永远是那么一丝不苟。

 

“他们眼里觉得我老了”

对于年轻人来说，学地衣是非常痛苦和艰苦的，至少需要10年的前期积累，非常枯燥，很多人都坚持不下来。令王立松欣慰的是研究生在野外翻山越岭异常兴奋，一进山就钻进丛林不见了人影，回来各自都背着满满和沉重的背包而归，讲述他们采集和发现的新奇地衣，已经感受了研究地衣的乐趣。

“有时候爬山，他们抢我的背包，我认为她们觉得我老了….”在那双透彻的眼睛里，藏着淡淡的忧伤，时间在他身上还是留下了印记。有时候王立松看着眼前的地衣有些恍惚，一晃已经三十多年了。

 

王立松上树采集

如今的王立松 55 岁了，攀岩、爬树依旧“身轻如燕”，他悄悄的对我们说，危险的地方还是自己亲自上，学生是未来中国地衣研究的栋梁，可闪失不起…。工作中一年50%的时间都在野外，当问及家人感受时，他不自觉地停顿了一下，随后哈哈地笑道：“这得问我老婆了。”

“相比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的地衣研究仍存在较大空白”

周边国家如日本，已知地衣物种数约1602种，韩国约788种，甚至印度约2303种；据1991年统计，中国已知道的地衣仅有1766种。

 

待发表的石耳新种 王立松拍摄

随着王立松等同行的不断努力，已经收集了中国西南地区6万号标本，中国西南地区的地衣研究正在逐渐完善，王立松说：“澄清中国地衣资源家谱非常重要，在我采集的这些标本中，能认识不到20%，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地衣研究仍需努力。”

“要弄清西南地区的地衣物种，我需要十个博士”

中国地大物博，从资源上肯定是远超日本、韩国。对提到中国现在有多少种地衣这一问题时，王立松表示遗憾和无奈…，给不出答案。

研究人员少、经费不足，是中国地衣研究的常态，在目前全国不到50个人的队伍中，西南地区就也只有王立松课题研究组的2位研究人员仍在坚持。

王立松说：“中国的地衣研究需要十个博士，每个博士工作50年，才能基本澄清中国的地衣资源本底数据”。

 

王氏紫衣：国外地衣专家用王立松名字命名的新种

目前在大多数大学生物系的课堂里还没有地衣的专业课程，考试时只会涉及到地衣的基本概念性的一两个问题，很少有年轻人会对这个奇妙的生物有太多的关注，更难对这些奇特的地衣产生兴趣和探索欲望。

当你想去系统地学习地衣时，会发现中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地衣专业基础课教材。

面对这样的境况，王立松的眼神是黯淡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