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曾孝濂称为“中国植物科学画第一人”，他自己却不同意。

　　“在画家面前，我懂点植物；在植物学家面前，我就是个画画的。”79岁的曾老爷子笑起来像个孩子。

　　　　曾孝濂在昆明植物园作画（7月14日视频截图）。新华社发

　　曾孝濂不喜欢“画家”或“植物学家”的称呼，他说自己只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老职工，一辈子只会从一而终——中学毕业后只进了一家单位，一直干到退休；多年来坚持干一件事，为植物画画。要说有点成绩，那就是参与了《中国植物志》的绘图工作，又在退休后为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创作了《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

　　在采访中，曾老不是在思考就是在微笑，聊起植物聊至兴奋，他会手舞足蹈，眼睛里有专注也有天真。

　　小画种的使命

　　曾孝濂是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画师、工程师，是位植物科学画家。他画的三七，连叶脉走向都有讲究；他画的杓兰，连上下半段的绒毛数量都有不同。

　　“植物科学画就像植物的‘身份证’，它是美术跟科学之间比较小的一个分支。它以科学的手法描绘植物，甚至比文字描述更精准。”曾孝濂打了个比方。

　　7月的一天，曾老到昆明植物园写生，他特意交代记者说话要轻，不要打扰到面前的“模特”。“地涌金莲是中国特有种，它的叶似芭蕉，花像金莲，金灿灿的包片茁壮丰满。”他对每种植物的特征都稔熟于心。

　　作为植物学家，曾孝濂的画作经得住业界考验。他的一幅画的信息量极其丰富，除了根、枝、花、果外，连分类学家最看重的叶片正、反、侧面的形态都有。作为画家，曾孝濂说自己在力求把植物画美，不能改变植物特征，就从光线、色彩、虚实、明暗上下功夫。

　　　　这是曾孝濂的植物科学画拼版图片。新华社发

　　“曾老师的画可以把人美哭！”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立松是曾老的“铁粉”，在他眼中，植物科学画有照片不可取代之处，好的植物科学画甚至与发表新物种的模式标本同等重要，“举例来说，我可以用微距摄影拍到地衣的细节，但大景深会虚化背景，曾老的画却可以同时兼顾植物与环境。”

　　曾孝濂说自己有强迫症，画植物有固定步骤，一般是先看照片，之后去原产地写生，拿到标本后解剖，直到对植物有了十足把握才下笔。他画大蒜，为了观察大蒜的开花过程足足花了两年时间。

　　曾老用两个词形容自己的作品——“像”与“生命”。像是起码要求，难的是表现生命。“植物的生命状态或柔软或坚韧，这些都源于它们面对自然的从容。每一朵花怎么开，它是有道理的，你要用眼睛去观察，用心灵去体会，然后画出来。”

　　曾孝濂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世人皆不屑一顾，我偏觉味道足。有的画家认为画植物科学画很枯燥，但他不觉得。“科学画的最高境界是：在那儿，它就能迸发出生命的力量。”

　　曾老希望植物科学画传递给观者一种态度——科学的严谨、生命的从容。“这个画种和我们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最直接。它就是要反映自然、表现生命，唤起人们对自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

　　他说，这是小画种的使命。

　　45年为《中国植物志》绘图

　　曾孝濂1939年6月生于云南省威信县。他自幼爱画画，上了中学又是班里出黑板报的主力。

　　1959年，高中毕业的他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时值《中国植物志》项目启动，领导见曾孝濂能画几笔，就让他去画标本。“那个年代的口号是：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需要你在哪儿就给你拧在哪儿。”

　　中国有3万多种植物，要把它们编成书、绘成图，对于当时中国的312位植物学家和164位绘图员来说，简直是浩大工程。

　　“植物志、动物志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资料。中国要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没有这些基本数据可不行。”曾孝濂深知编纂《中国植物志》的意义所在。

　　　　曾孝濂在位于昆明的家中作画（7月15日视频截图）。新华社发

　　《中国植物志》的科学插图，主要是以腊叶标本为依据的黑白线描图，它有一套近乎程式化的绘画方法。曾孝濂在绘图员中不算优秀，他画画的方法也与其他绘图员不同——除了像别人一样摹标本，他还坚持去野外写生，从活植物身上取材观察。他认为，树叶千面，需要画出生命，“我想把植物画活”。

　　正因为此，曾孝濂画的速度比别人慢。每画一张图，他都先打草稿，再给植物学家看，得到确认后才用钢笔着墨。他为《中国植物志》绘制的插图大都如此。

　　当时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领导对曾孝濂“特殊”的工作方式很宽容，不但不催他进度，反而竭尽所能去帮他，还和他一起解剖植物。正是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曾孝濂痴迷地钻进了植物的世界，逐渐成长为一代植物科学画大师。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曾孝濂等绘图员和植物学家密切配合，用了45年时间为《中国植物志》画插图。最终，记载中国301科3408属31142种植物的《中国植物志》编纂完成。全书共80卷126册、5000多万字、9000余幅图版。2009年，《中国植物志》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对于《中国植物志》取得的功绩，曾孝濂谦虚地说：“全国8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312名植物学家、164位绘图员，都是编纂《中国植物志》的功臣，作为参与其中的一分子，我很荣幸。现在，绘图员们已过世大半，但大家共同的劳动化作《中国植物志》保存了下来。”

　　能为国家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他觉得很值。

　　被蚂蟥叮咬留下42个伤口

　　除了参与《中国植物志》编纂外，曾孝濂的人生还有两个关键阶段：一个是“参与找抗疟药”；另一个是退休后的“时不我待”。

　　上世纪60年代，曾孝濂参加了国家“523”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这一项目是要在民间寻找可食用的抗疟中草药或方剂，用以研发抗疟新药。曾孝濂参与了其中的绘图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把项目组初步筛选出的有效抗疟植物绘成一本画册，交给部队和科研机构去做实验。

　　在找植物的那段时间，曾孝濂每天穿梭在深山老林，在野外写生和采集标本的经历让他更加热爱大自然。从那时起，他立志要把这些美好的植物生态、植物种类、奇花异草尽可能多的画下来。他明白了最好的植物科学画一定不是诞生在办公室，而是在大自然。

　　野外科考的艰苦超乎人们的想象，遇到蚂蚁、蚂蟥、马蜂、毒蛇更是常事。一次科考中，曾孝濂深入到一片灌木丛，就在满怀喜悦带着标本返回的路上，他隐约觉得身上有血渗出。曾孝濂没有在意，以为只是被蚊子咬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蚂蟥。蚂蟥咬你的时候不会感觉疼，等它吃饱走了，你也不会察觉，但血会不停地流。”

　　当晚回到驻地，疲惫至极的曾孝濂很快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却发现，自己身上好多地方的干血块竟然与被单粘在了一起。曾孝濂数了数，有42个伤口。也就是说，那天他被多只蚂蟥袭击了。

　　曾孝濂的青春基本献给了包括《中国植物志》在内的50余部科研著作，他绘制的科学画插图有2000多幅。退休后，很多人觉得他该享福了，曾孝濂却觉得新挑战才刚开始。

　　退休后的他甚至比工作时更忙。他想画胡杨，就去了内蒙古；想画红杉，就去了美国。他说自己特别贪心，什么生命都想画。

　　曾孝濂教过的学生很多，大多没能坚持把植物科学画继续下去。“现在只要有人想学，我定会倾囊相授。”有时候老同事去看他，即便是心血来潮想画几笔，他都会认真地教。

　　退休后，曾孝濂出了12本个人绘画集。2017年，在深圳举办的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上，曾孝濂专门为大会创作了10幅作品，获赞无数。

　　曾老喜欢孤独，他总说热闹是大家的，孤独是自己的，孤独时能从大自然身上学到很多。“我经常看着树叶发呆，看着看着，就会觉得树叶不是一般的美，一种灿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它秋天飘落，掉到地里，腐烂后为新芽提供养料，之后又从小苗长成大树，带来生命的绿色。”

　　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

　　对曾孝濂而言，退休后的突破就是——《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

　　8月的一天，在曾孝濂位于昆明市翠湖附近的家中，记者提前欣赏到了这幅长2.5米、宽1.17米的大型画作。这一作品将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上亮相。

　　曾孝濂对这幅作品的立意高度赞赏：“画中37种植物原产地都在我国，之后输出到国外，影响并造福了整个世界。我的任务就是让大家看到画后能感叹一句，哦，原来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植物！”

　　曾孝濂说话时，头上戴着的放大镜帽子一颤一颤的。这个放大镜是他作画时的重要工具，两个镜片均可放大3倍，能助他更精确地画细节，比如稻穗上的细刺、猕猴桃的绒毛。

　　对于这些植物的家底，曾孝濂如数家珍：欧美很多花卉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比如野生月季，传到欧洲后成为象征和平和友谊的观赏花卉；还有长在高海拔的绿绒蒿，因为它气质高贵，欧洲人叫它“东方女神”；又如“中国鸽子树”珙桐，因为它开花雪白，像一群群鸽子停在枝头。此外，像水蜜桃、猕猴桃、柿子等水果，都是从中国传出国门，它们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目前，这幅画作已接近完成，曾孝濂正在做最后阶段的调整。 “我争取顺利完成任务，也算我这个退休老人为中国植物科学传播做的一点贡献。”

　　一花一鸟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曾孝濂说自己不奢望人人都喜欢植物科学画，但愿看画的人能关爱这些大自然里的生命。“它们和人类一样应该拥有生存和繁衍的权利。”

　　离开时，记者发现曾老的床头柜上堆满了各种药品，有治疗失眠的片剂，也有缓解疲劳的眼药水。“要是身体好，我会一直画下去。要是老天说，你画不了了、手也抖了、眼睛也不行了，那我就高高兴兴说拜拜。”

　　“一辈子就画植物了，我不孤独，我觉得很幸福！”曾孝濂说。

　　（新华社 201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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