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征镒为之倾尽心血
推进植物考据学进步《中华大典•植物分典》面世
本报记者赵汉斌
3月23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内高人云集。自《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出版发行编纂工作总结会暨赠书仪式在这里举行。《植物分典》编纂单位中科院昆明植物所、中科院江苏省植物所、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中科院武汉植物园、河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云南省中医学院等参编作者近百余人参加了活动。
贯通古今十年编典不寻常
《中华大典》1989年开始试典，1992年全面铺开，被列为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也是建国以来国务院批准的最大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包罗宏富，涵纳各家、各派思想和历代志书的优秀文献资料，分为22个典，近百个分典，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其体量大大超过历代类书。
据云南教育出版社社长胡平介绍，2006年，《中华大典》主编任继愈和云南教育出版社邀请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吴征镒院士担任《生物学典》主编，2007年1月《中华大典》办公室、云南教育出版社与昆明植物所签定《生物学典》编纂出版协议，正式启动编纂。吴征镒任主编，李德铢、吕春朝、马克平、王祖望、汪子春任副主编。《生物学典》包括《动物分典》和《植物分典》，记载古籍生物3000余种，回答在中华古籍文献里记载有多少种动物和植物的问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生物学典》可提供一定的历史帮助，推进国际人文历史交流融合。
《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于2007年6月启动编典，由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主持编纂，吴征镒任主编。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科院江苏省植物研究所、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中科院武汉植物园、云南大学等12个单位、81位编者参加编纂，其中年龄在70岁以上者有24位。在吴征镒院士带领下，各位参编者学习古籍植物物种考据研究，对收录的古籍文献进行合理疏分，这一漫长而艰辛的编纂工作持续整整十年，于2015年10月全部完成；2017年10月由云南出版集团、云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中华古籍植物与现代植物分类学接轨
《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共四册，计736万字，收录古籍植物插图5158幅，彩插257幅；考证29纲102目285科1978种植物类群，包括细菌、藻类、真菌、地衣、苔藓、蕨类、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其中种子植物1802种；细菌、藻类、真菌、地衣、苔藓、蕨类等各类群176种。有1923种植物考订到植物种的学名，占97.2%，有55种考订到属名，占2.8%。
《植物分典》引录古籍文献，突出了植物物种生物学特性。学者们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深入考据古籍中的植物生物学特征、生长习性和生态环境。所收录的植物物种，利用现代植物学分类系统制定编典框架，使用规范的拉丁文植物学名，故而能起到贯通古今，连接中外的桥梁作用。编典普查了1911年以前3000余卷、册古籍文献，并按纬目进行合理疏分；普查《地方志》2000余卷册，增加“分布”纬目，查明植物古代地理分布，涵盖中华大地。为方便读者使用，他们还编制植物学名和中名索引，并借普查工作编著了《中国生物学古籍题录》。“中华古籍记载植物文献内容丰富多彩，在植物考据学几成绝学的情况下，《植物分典》的编纂有力推进植物考据学的进步。”昆明植物所科技合作处处长朱卫东说。
参加《植物分典》编纂的年迈作者，把最后的十年夕阳无私奉献给《植物分典》。在编典过程中，陈介、臧穆、武素功、吴征镒、汤彦承、汪子春、陈书坤等7位编委先后辞世，他们的贡献和功绩,让人深切缅怀。
编纂《植物分典》吴征镒先生鞠躬尽瘁
《中华大典》主编任继愈在邀请吴征镒院士担任《生物学典》主编时曾说，吴征镒既懂古文，又懂现代分类学，《生物学典》主编非他莫属！当时吴老年已九十，担心他精力不及，家人有所顾虑。任老说：“让我们两个九十老人一道编典吧！”面对这份盛情，吴老终于答应担任《生物学典》主编。
编典之初，吴老就提出采用恩格勒系统作为制定《植物分典》编典框架的依据，每一个种必须加上植物学拉丁名，以与现代植物分类学接轨。他践行“扶上马，送一程”的承诺，不顾年迈，90高龄仍每天工作5小时，在目力不济的情况下亲自梳理《草木典》中的植物，注明植物所属科、属、种名，提出承担编典任务的作者人选，整理《植物分典》引用书目，并撰写引用书目按语，为普查古籍提供入门指引。汇编引用参考书目达3000余种，为作者大体划定参考古籍范围，不至在浩如烟海的中华古籍面前束手无策。
吴老认为植物的地理分布是植物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建议普查1911年以前的《地方志》，并增加“分布”纬目，得到大典办批准。武素功、方瑞征赴北京普查《地方志》2000余卷册，他们不顾辛劳，多次长驻北京查阅地方志文献，历时3年。
由于用眼过度，至2011年，吴老双目几近失明，但仍让工作人员读《草木典》给他听，帮助作者梳理和考订古籍植物。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科技日报昆明3月2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