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每周都会带着《草木典》去他家里，在病床前读给他听，听取他的意见，他还会告诉我哪里应该怎么做，怎么编。我今年也快80岁了，经常感觉还有很多问题该向吴先生请教，但已经没办法再问他了。

　　——吕春朝 

　　这是【诺亚绿种子】的第2篇文章，根据吕春朝先生口述资料整理。全文2727字，阅读需要9分钟。 

　　我们两个九十岁的老头子 

　　要把担子扛起来 

　　编撰《中华大典》是因为当年几十位出版界和古籍界专家联名上书，国务院批准立项启动。“盛世修典”是中国的传统，历来被看作国家稳定的标志。这部“大典”选取截止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全部历史文献，包括哲学、宗教、政治、军事、艺术、文学、经济、法律、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医药等22个典，涵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门，全部内容均要求摘引自古籍文献原典。 

　　其中《生物学典》包括“植物”和“动物”两部分典，主编是吴征镒先生。由于吴先生植物学大家的身份，所以《植物分典》由他亲自挂帅，我担任常务副主编协助；另外的《动物分典》由中科院北京动物研究所承担。
 

　　《中华大典》的总主编是国家图书馆前馆长、文史学家任继愈先生，与吴征镒先生同为清华校友，西南联大时期还一同从长沙步行至昆明。早在编撰筹备阶段，任先生就找吴先生明志：这个任务意义非凡，我们两个九十岁的老头子要把担子给扛起来！ 

　　没想到这一编就是十几二十年，单《植物分典》就花费了整整十年。这期间，任先生先行作古，吴先生也随后辞世。作为后辈，我们把事业完成，就算是为历史铭刻下老先生们的最后心血。 

　　吴征镒先生 

　　用10年光阴编出1700万字 

　　只为回答一个问题 

　　接到任务以后，所有人都是懵的，一开始完全无从下手。1911年以前的中华古籍有多少？简直浩如烟海！好在吴先生亲自坐阵，经过一番思考，他对编撰工作提纲挈领，做了几件事，相当于给我们从头教起。
 

　　第一是亲自指导我们系统学习古文知识。他曾提出编大典必须同时兼备现代生物分类专业知识和扎实的古文阅读能力，还为此专门写过一篇《学古字习古文与编典》。吴先生本就是植物学大家，而且自幼博览群书，古文功底非常好。在他的亲自带领下，所有人都踏踏实实地从头学起。 

　　第二是制定材料筛选取框架。根据《中华大典》的编撰要求，吴先生制定出双向的系统标准。他以经典的恩格勒植物分类系统为“经”，也就是按“孢子植物”“种子植物”等门，细分“裸子植物”“被子植物”等亚门，再细分纲目科属等；以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为“纬”，横向划定内容。在《草木典》之外，吴先生又列出约三千多种古籍的清单——这就相当于规划出一条行军图。 

　　囿于时代局限，很多古籍的记载语焉不详，需要进行系统梳理和勘误。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吴先生当时视力已经下降，但还是使用扩印资料亲自考订，并随手标注上拉丁文学名——这项工作很考验耐心和学术功底，体现出吴先生学贯中西的过人之处，我们至今还保存了他的很多手稿。 

　　成书于清雍正四年，陈梦雷等初纂，蒋廷锡等重编，共三百二十卷。为《古今图书集成》博物编之一，按花、竹子、树木为序，结合草木特征归类，共分六百九十七部。 

　　对于标注植物科学种名的问题，吴先生提出以126册182卷的《中国植物志》为参考，规范中文正式名与拉丁文学名。在《中华大典》全的所有分典中，只有《生物学典》使用了外文，既“贯通古今”又“连接中外”，形成历史纵深感，也方便外国专家索引查阅。 

　　第三项工作，就是吴先生凭借学术身份和地位，尽可能号召相关人士参与编撰。他多次在重大会议上着重强调《生物学典》的意义。在昆明的编撰人员，他都至少会约来推心置腹地谈一次，把相关注意事项等说明说透；外地编撰者只要来到昆明，吴先生也都会想方设法见一面。他花费了很多心力，简直是“扶上马，送一程”。 

　　除此之外，吴先生还对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比如他专门强调，驯化物种必须列入编撰序列，水稻、小麦、各种蔬果，以及棉、麻等农作物，作为食物或者生产生活资料，对人类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还比如，他认为应标注出相应物种的古代分布，提醒我们从古代地方志里寻找线索。理论上简单，但工作量很大。我们专门委托两位老先生，是夫妇两人，当时都年过七十。他们伉俪查抄资料，每年在北京一待就是两三个月，用了三年才完成，校对稿就有五六堆。我们把资料做了数据化处理，制成数据库系统。通过对比分布变化，就能推断出人类活动和气候对自然的影响，这有助于研究和保护生态多样性，增加这本书的实用性。 

　　《植物分典》实际解答了，在1911年以前我们的祖辈认识过多少种植物。在编撰前，吴征镒先生预估大约是两千种，结果编出来是1978种，包括细菌、藻类、地衣、苔藓、真菌、蕨类、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在内的八大门类。其中被子植物最多，大概占89%；裸子植物占1.6%；蕨类占3.8%，真菌、地衣、苔藓等占5.1%。本着可读性原则，引用配图五千多幅，其中257幅是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植物绘画。 

　　加上《动物分典》，《生物学典》一共有三千多个物种，1700万字左右。 

　　主编《植物学典》期间的吴征镒 

　　经常感觉还有很多问题该向吴先生请教， 

　　但已经没办法再问他了 

　　中国古代记载植物的文献丰富多彩，显现出对自然独特的认知智慧。古人偏重于留意对生产生活有用的植物，传统的“本草”观念，即代表“有用”。但其中不乏异类，清朝道光年间的“封疆大吏”吴其浚就很喜欢植物，他编著的《植物名实图考》堪称中国第一部“植物学”著作，全书38卷，记载植物1714种，比《本草纲目》多五百多种。从“本草”到“植物”，这就是很大的进步。吴其浚并没受过西方现代思想影响，能有这样的视野，很难能可贵，吴征镒先生就很崇拜他。

　　吴其浚，清嘉庆二十二年状元，官至湖南、云南、贵州、山西等总督或巡抚。《植物名实图》是在吴其浚去世后，由继任山西巡抚的云南蒙自人陆应谷校刊印行。 

　　在古籍中考证某种植物，一般称为“植物考据学”，其用处和价值是逐渐显现出来的。当初长沙马王堆出土过一块木头，找遍全国几乎都没人认识，最后还是我们昆明植物所的木材学家唐耀，拿来一解剖就给定了种。如果这类学科荒废，以后再发现植物标本，诺大国家无人能识，是很遗憾的。当初因为吴先生的坚持，昆明植物所保留了相关的专业，不能让“文化传承”变成一句空话。唐耀先生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在江苏扬州中学任教，算起来也是吴征镒先生的老师。 

　　在编撰过程中，肯定会有遗憾，比如很多专家由于年龄、健康或其他原因无法参与。经费不足也一定程度影响了编撰进度，后来还是由吴征镒先生牵头，向中国科学院申请拨款才解燃眉之急。所有人都凭一腔奉献精神，吴先生的很多研究生、博士生纷纷表示：有钱要参与，没钱更要参与。年轻和年迈的作者，共同把“文化自信”编进这部大典。对于十年编撰，我们总结出三句话： 

　　第一句：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 

　　第二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第三句是吴征镒先生的话：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 

　　植物是自然界第一的物质生产者。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有一句所训：“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句话出自汉代枚乘的《七发》诗，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吴先生的解释是：植物是环境和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提供资源，并以此改造环境。 

　　《植物分典》出版以后，我们带着这本书去过吴先生的墓前，就算是告慰他的在天之灵。还记得他人生最后一段时间，视力严重下降，到 2015年时完全失明。那时，我每周都会带着《草木典》去他家里，在床前给他读，听取他的意见，他还会告诉我哪里应该怎么做，怎么编。我今年也快80岁了，经常感觉还有很多问题该向吴先生请教，但已经没办法再问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