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岁的裴盛基，可以站着讲两个多小时的课；精力不输年轻人，这也许是他的人生道路都与绿色植物结伴而行的缘故……

不管走到哪里，裴盛基都带着一只水杯泡着云南大叶种茶；这是我的标配，有时候外国同行很好奇，要求闻一闻，表示气味很good。

裴盛基 

植物学家，生物多样性专家，曾任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原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所长。

裴盛基取得了植物科学研究领域的众多成就，其中有两个身份特别令人关注他是中国植物资源学的先驱——蔡希陶的学生。

随蔡先生一路披荆斩棘开创了热带植物的天堂——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他是中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奠基人。

在发掘和应用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开发植物资源宝库，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做出重大贡献。

中国植物学研究的黄金时代，我在云南做“采花委员”。

20世纪对于中国植物学的研究人员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一批接一批的植物学人被派往祖国的各个地方调查、采集植物标本。

素有“植物王国”之称的云南；自然成为炙手可热的目的地，年轻热忱的裴盛基是其中一员；1955年，裴盛基从四川省农业学校毕业，分配到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担任见习员。踏上云南这片土地，他感到新鲜和激动，在《民族植物学传奇》中写下“在林中小憩时，‘翠蛙鸣入云中树，白雉飞穿洞口花’的自然景色伴随着我们；登上山巅一览众山小时，胸中会升腾起‘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豪情；当历尽艰辛来到滇池旁时，‘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镐素’的情愫在心中奔涌。”

罗梭江环绕的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图据新华社 

云南给予裴盛基的不仅仅是美丽的河山，在这里他和大家一起完成了无数次的野外调查采集被当地人称为“采花委员”

为了采集到高山植物标本和种子，第一次参加高山植物调查活动的裴盛基和队友们来到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在哈巴雪山，被森林美景吸引的他不慎踩到一个地蜂巢，被十多只野蜂咬得又痛又痒；在玉龙雪山，调查队伍遭遇大雾，在向导的带领下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雪山大雾中，从陡峭的流沙滩上一步步跳了1000多米才走了出来。

1957年秋天，裴盛基第二次参加高山植物考察。为了“发现新植物”，摸清中国植物分布的空白区，他在沿澜沧江行至维西县一个名叫“岩洼”的渡口，学着当地人用一条粗麻绳吊在缆索滑过江。在碧罗雪山的一处山间草地沼泽区行走时，他不小心踏在一片漂浮的草丛上，陷入泥沼，在当地纳西人老吕的帮助才脱离险境。

裴盛基在一次次的“探险”和“开拓”中总结着云南生物多样性的特征，他认为，这份多样性从物种到生态系统和景观系统都呈现出独特的“云南”特点，“从历史考古资料来看，云南动植物起源具有古老性。根据古植物学研究，从第三纪开始云南的植物植被都很繁盛，尽管遭遇过几次冰川的袭击，但是云南留下了一片片的避难所，一些孓遗植物得以保存下来，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分化出数量众多的物种。”

此外，加上云南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共同造就了云南生物的多样性。

在云南，裴盛基和同事获得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植物标本及相关材料，为编写《中国植物志》打下基础。“‘植物王国’的称号不是随意得来的，按照植物学上的统计，全国37000多种高等植物中，有18000多种是在云南发现的，占到中国的50%以上，种类多、多样性很高。”裴盛基说。

1958年深秋的一天，包括吴征镒、蔡希陶在内的数十名中国和苏联科学家聚集在罗梭江畔，讨论着我国热带生物资源的开发与第一个热带植物研究基地的建立问题。最终达成一致结论——位于西双版纳湄公河东岸干流罗梭江畔的葫芦形半岛地带是建立热带植物园的理想地点。

 “对于20多岁的我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然而在一片热带丛林里建造一座规模宏大的热带植物园，对第一批开拓者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1960年开始，裴盛基将青春和热情撒在了葫芦岛上。以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为中心，他在云南奉献了自己的27年光阴。

云南这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是研究民族植物学的理想之地。

1981年中国和美国建交后，在中国举办了第一次环境科学学术研讨会。裴盛基应邀参加会议，提交论文《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会上，美方主要代表对论文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在一个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世界主流科学隔离的国家，居然还有这么一位年青的植物学人对西双版纳地区人与环境植物相互作用的调查研究得出了如此有‘新意’的结论。”

所谓“新意”指的是裴盛基第一次用民族植物学的方法，讨论了我国少数民族利用植物时丰富的传统知识，总结了生计方式与生存环境的相关特征而这，也是他为中国植物学增添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20世纪80年代初，裴盛基在进行“滇西北集市植物民族植物学调查”时，来到大理三月街等大型传统集市。在集市上，他们访问、记载了数百个草药摊主的主人，这些人都是当地采药挖药、贩卖药材的人。“许多科学上还没有记载过的不知用途的植物，对当地人而言都是十分熟悉的老朋友，他们不仅采摘自用，还送到集市上出售。”裴盛基回忆。

“在当地应该是广为人知的植物了，是不是早就有文献记载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裴盛基到植物森林和书的海洋中寻找答案。终于在一本1958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刊物《经济植物学报》上，找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华人植物学家李惠林教授撰写的《东南亚栽培植物的起源》一文。

我的疑问总算找到了一些答案，也使我第一次发现民族植物学知识在现代科学中的价值。

在民族地区生活、工作的时间里裴盛基逐渐发现民间丰富的植物学知识，这些知识给了他更多的回答“如果不是在云南工作、生活，我就认识不到那么多植物，如果没有云南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我就认识不了民族知识的重要性。”从此，裴盛基开始特别关注当地人的乡土植物学知识，并开始尝试通过植物学野外调查去记载和整理当地人拥有的传统植物学知识。

“生物多样性的形成也要考虑人类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新石器时代以后发展到近代社会，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类从动植物环境里的一员，变成了有‘文化’的人以后，开始利用植物，改变土地上原有植物的分布结构。进入工业文明后，人类活动加剧，开始把自然资源当做经济发展的主要获得原料，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造成了破坏。”

裴盛基说，“但是在云南，农耕文明时期比较长，多民族在不同环境下生成的多元文化是一种相互融合、和谐共生的状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人在利用资源的时候还相互升级互补。我把它归纳成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从时间、空间，还是格局上来讲，民族文化跨文化的自然融合都是云南生物多样性的主要保护动力。”

1982年，裴盛基撰写的《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一文正式发表，成为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开山之作。为了能深入研究民族植物学，裴盛基赴美访学。回国后，在他的主导下，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族植物学研究室。

“云南这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是研究民族植物学的理想之地。”吴征镒院士一再对裴盛基说着这样鼓励的话，让他更加坚定了在中国、在云南建立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决心。

传统文化之根和植物之源的保护刻不容缓。

●1988年，世界科学家联合会在匈牙利召开，发表《布达佩斯宣言》，进一步肯定了传统知识的科学价值、地位和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1990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首届全球环境大会，签订《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公约明确认可传统知识，包括传统的认知和实践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历史贡献和现代价值，提出了保护文化多样性这一重要概念。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公约，从此，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被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的科研生涯中，裴盛基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研究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利用植物的传统知识上他说自己“如同游荡在土著文化海洋中的一个游子”

“游子”在说起云南民族地区的“游荡生涯”时，回忆起苗族医生罗三的故事，仍历历在目。“在一次中草药大会上，半个月的会议时间，我和罗三住在上下铺。”裴盛基每天爬到上铺，垂下头来和罗三交流，满屋子的人围着他不停地问“苗方是怎么治疗卒中后遗症”。

“他说把采摘来的‘灯盏细辛’洗干净，在砧板上切一下，然后加鸡蛋调一下，不要加油和盐，放到锅里蒸，短的吃20天，长的吃两个月，不会走路也会走了，歪着嘴不会说话也会说话了。”裴盛基笑着回忆说，“就是这么简单。”

“简单”的方法在后来的科学研究中也被证明，苗方中的灯盏花素可以用于治疗卒中后遗症。在云南民族地区中草药的调查中，裴盛基还收获了西双版纳傣医波埋扁用“灯台叶”止咳平喘、用“锡生藤”麻醉止痛，以及不少民间医生用接骨木、叼哩木、芦子叶、瓜馥木、披麻草等接骨止痛和接骨疗伤的妙方。

“纳西东巴经里有一段记载，开白花的植物可以吃，开绿花的植物有毒，开红花的植物可以做药。”裴盛基说，这是云南少数民族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养育和传承医药文明、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的重要保障就是生态文明——保护自然、生物多样性和文化信仰的生态文明观。”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最早关注民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研究从西双版纳傣族的‘垄山’信仰文化起步。世代居住在西双版纳热带森林的傣族村寨，都保留着一片茂密的原始雨林——“垄山”林，垄山里的所有植物和动物都是他们家园里神圣的生灵，不可侵犯。

“由于这种传统信仰的强大力量，西双版纳境内500多处垄山、热带森林受到传统文化的严格保护，作为热带雨林植被的一个特殊类型，整个植被类型及其特征树种被保存下来。”裴盛基介绍，垄山森林不仅为村寨提供生态保护和生命水源，而且也保护了与傣族人相生相伴的生物多样性。

与此同时，在圣境保护项目实施期间，裴盛基发现，类似傣族垄山林的自然圣境文化普遍存在于云南各民族地区。“中国民族植物学研究30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国56个民族的传统植物学知识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永远挖掘不完。”裴盛基说，“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当代自然界出了很多问题，如环境退化、气候变化、资源灭绝、生物多样性流失等。解决这些问题，还得从自然界去寻找方法。各民族人民世代积累的传统植物学知识就是良方之一部分，是基于自然的最好解决方案。”

裴盛基接受采访是在位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院的办公室里，整个房间堆满了有关植物的书籍和资料。

清风徐徐，鸟语花香和着书本的味道弥漫在房间里沉淀出他一生对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