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杨祝良：1963年生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东亚植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专注真菌研究30余年，已发现4个新亚科、21个新属、260余个新种。他为大型真菌绘制族谱，通过编纂书籍、制作宣传挂图等方式，帮助人们提高防范能力，以降低云南野生菌中毒事件发生起数、中毒和死亡人数。

　　在昆明，即便进入雨季，大多数食用野生菌仍无法人工繁育，不少野生菌价格依然高企。然而，曾经很贵的羊肚菌，这两年价格却大幅下降。“你们在市面上看到的羊肚菌，应该是人工种的。多亏咱们现在人工种植技术水平高，大家才有这样的口福……”一进杨祝良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全是菌类期刊专著，杨祝良侃侃而谈。

　　“我的工作主要是为大型真菌绘族谱、认‘亲戚’”

　　中国是羊肚菌科物种的世界分布中心，乍看一样的羊肚菌，从分子生物学角度看，却有30多个不同物种。从中找出既容易人工栽培、又高产稳产的物种，谈何容易？前后10多年，杨祝良团队只要出差就在全国各地采集菌株，终于筛选出十几种适合人工栽培的菌株。投放到市场，第一年便见到了效益。可转年再种，有的菌株却出现明显退化，“有的产量骤降，有的干脆不长。”杨祝良带领团队再次聚焦羊肚菌，在基因层面揭示了羊肚菌退化的原理。“现在只要检测两个基因，就能判断菌种是否退化、是否合格。”

　　研究大型真菌，既有很强的科研价值，又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杨祝良说：“我的工作主要是为大型真菌绘族谱、认‘亲戚’。这就好比一个大家族里可能有10多个家庭，每个家庭里又有不同的成员。哪些能放心吃，哪些有毒，这些研究清楚了，才能进一步考虑产业发展的问题。”杨祝良说。

　　后来，杨祝良团队瞄准了被业内评价“很棘手”的牛肝菌科分类。他们联合国际同行，借到了国内外重要标本馆的大多数代表性研究材料，终于收集到了全球该科60余属约400种的2600余份标本样品。“借标本、分析基因组是我们非常常规的工作，虽然看似有些枯燥，但看到收集到的标本样品越来越多，我还是乐在其中。”杨祝良说。

　　2014年3月，杨祝良团队在国际真菌学主流期刊《真菌多样性》上发表论文，首次构建了世界牛肝菌科的分子系统发育框架。紧接着，他们对我国牛肝菌的物种多样性进行了系统研究，澄清了一大批分类混乱的菌种；其中一些研究成果被国际权威专家誉为牛肝菌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杨祝良说：“能出这样的科研成果，不是因为我们多高明，而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发展。”

　　“没有一流的野外工作，就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

　　杨祝良的科研离不开实验室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但去野外发现新的野生菌，依然是杨祝良最大的期盼。他说：“没有一流的野外工作，就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

　　1998年夏，杨祝良第一次去青藏高原科考。生于云贵高原的杨祝良没想到，自己竟然在海拔3000多米处产生了高原反应。心跳每分钟120次，躺在床上像跑步，“跑”了一晚，第二天连走路都吃力……科考队长劝杨祝良回去，杨祝良想都没想便拒绝了。他说：“要是不坚持住，以后永远也不能站上世界屋脊，这会成为我科研生涯中的一个短板。”

　　一周后，杨祝良身体逐渐适应，甚至比最初照顾他的同伴走得还快、爬得还高。他说：“那会儿就想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抓紧机会考察。”也是在那次科考中，杨祝良意外地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草甸发现了野生菌。“一般认为野生菌应该长在植被茂密的林下，可为何出现在植被稀疏的草甸中呢？这本身就是很好的科研题目……”杨祝良说，现在，自己的学生到了野外，车一停就会全都钻进大山。野外采集虽然辛苦，却能够给科研人员带来重要的启发。

　　杨祝良对于科研始终全身心投入。他曾大年三十没有离开研究所，也曾坚持每周六天半时间“泡”在实验室里。在国外读博期间，他还花了两年时间，到野外森林中寻找不能人工栽培的鹅膏菌幼龄个体供研究之用，最终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新观点，后来还被外国同行收入到研究著作中。

　　1997年底杨祝良完成国外学业回国，他立即开展研究、申请项目并获得批准。恰在此时，杨祝良收到国外研究机构的邀请，但他选择了留在国内。“国家培养了我，正是出成果的时候，我不能离开。”杨祝良说。

　　“科普有时候比科研论文更重要”

　　虽然从事的是基础研究，但杨祝良并不想躲在象牙塔里。“选择研究方向时，要结合大众生产生活的需要。”他说。

　　在世界每年误食毒菌而中毒死亡的案例中，有90%以上都是因误食剧毒的鹅膏菌所致。中国共发现了12种剧毒鹅膏菌，其中一多半要归功于杨祝良团队。“剧毒鹅膏菌含有一类环肽分子，可能对癌症靶向治疗有帮助。从基因的角度研究为何会演化出这类毒素，还能更好了解整个地质历史时期蘑菇的进化规律。”杨祝良说。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云南山区和半山区出现100多起“不明原因猝死”，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民间生出各种谣言甚至迷信的说法。中国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联系到杨祝良，并通过与国内多学科、多个研究团队联合攻关，最终发现事件背后的元凶之一是毒沟褶菌。于是，除了撰写科研论文，杨祝良还和同事们编写了科普宣传册，教当地人掌握这些毒菌的特点，远离它们。“不明原因猝死”现象少了很多，迷信谣言也不攻自破。

　　“科普有时候比科研论文更重要。”科普活动没法申请项目，也无助于职称晋升，但他说，科普也是科学家的重要工作。“科研语言要准确专业，但科普得通俗易懂。”杨祝良团队2015年出版了《中国鹅膏科真菌图志》，可以帮助大众区分可食用和有毒的鹅膏菌。“记住两点，普通人就可避开大多数毒蘑菇：一是‘自己不熟知的蘑菇不吃’；二是‘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蘑菇不吃。”杨祝良说。

　　近些年，云南省发生野生菌中毒事件的几率已大幅下降。而这背后，既有食品安全、疾控部门的努力，也与杨祝良这样的科研人员的深入科普密不可分。

　　如今，杨祝良最喜欢别人叫他“蘑菇先生”。“这还是一位小学老师起的。当时我去给一所小学做科普，老师介绍我时叫我‘蘑菇先生’，我觉得特别准确，我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因为热爱 所以执着（记者手记）

　　对科研，杨祝良近乎痴迷。为了搜集科研材料，他和同事跑遍山山水水；为了早点获得科研成果，过年期间他也会去“泡”实验室。越是遇到科研难题，杨祝良越有动力。做科普，杨祝良乐在其中。他提出的两个标准，让高大上的科研成果成为云南山区群众吃菌的常识，极大减少了因为误食毒蘑菇导致的中毒事件。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杨祝良说，研究蘑菇是一项偏冷门的学科，但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在“坐冷板凳”。业界的认可，还有被叫做“蘑菇先生”，让他始终内心火热……

　　（人民日报客户端 2020年11月18日）

　　来源：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6039777/5953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