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究竟哪些物种最优先需要保护？ 

　　在我国，人们经常听到，国家重点保护（一级、二级），地方重点保护，珍稀濒危保护以及红色名录保护等。近年来，一个新概念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它便是“极小种群”，往往与“抢救性保护”挂钩。 

　　天星蕨、仙湖苏铁、百山祖冷杉……这些种群数量少（远低于最小生存种群）、生境退化或呈破碎化分布、受人类干扰严重、面临极高灭绝风险的野生植物，并不像亚洲象、滇金丝猴等极小种群动物物种那样名头火热，它们的存在就像空气，很平常、很安静，却不可缺少，对于物种交流，维护生物多样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研究者经常举一个例子：杂交水稻培育的一个关键，就是找到了海南野生稻的珍贵基因资源。 

　　为紧急拯救保护目前自然界个体数量仅存“个、十、百、千”的物种，2005年，云南省探索云南特有野生动植物极小种群拯救优先保护行动；2012年3月，原国家林业局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规划（2011—2015年）》，确定了120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并指定了各物种的优先保护等级，这标志着保护行动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弥勒苣苔由最初发现的640株增至2000株；通过野外调查陆续发现的52株野生华盖木，通过人工引种、繁育、回归自然等措施，已恢复至1.5万余株……截至目前，云南已有30多种极小种群植物脱离了灭绝风险。 

　　近日，“极小种群”保护再迎重大利好：云南三部门印发规划，规划的101个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物种中，争取实现70%的近地、迁地保护，完成50%的人工扩繁，20%的回归。曾经“命悬一线”的珍稀草木，或将纷纷迎来“绝处逢生”的希望。 

　　就地保护 

　　保护区外更有“保护小区” 

　　西畴县法斗乡的小桥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群山叠翠，万物勃兴。 

　　一身迷彩服、一把镰刀，三十年如一日，就算是大年三十，55岁的法斗管护站站长李友彬也没有停止巡护。 

　　他守护着保护区里的一草一木，和它们交朋友。由于地理位置独特，西畴并未遭受第四纪冰川侵袭，存在大量孑遗植物，也称活化石植物。 

　　感情最深的，要数个子最高的华盖木，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树干通直挺拔，高可达40余米；树冠形状奇特，“亭亭如华盖”。 

　　作为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少、最古老的木兰科珍稀濒危植物，华盖木起初在野外调查中仅发现6株，显然达不到最小可存活种群（MVP）的标准。 

　　华盖木性喜水湿，对温度、水分、光照和土壤的要求较苛刻。而人类活动与整体气候的变化，让森林环境普遍干燥化，仅剩的沟谷也会因上游植被的减少时常遭受暴雨侵袭。与此同时，它在开花时释放独特的芳香气味，常吸引昆虫咬食雌蕊群，成熟种子甚少，且由于种子的外种皮含油量高、不易发芽，导致华盖木天然更新能力很低，自我繁殖能力弱化、育种困难。 

　　一边是部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向着让自己濒危的方向“反向”进化，一边却是保护研究的重重考验——光是目睹其真容，就要翻山越岭、走几乎没有的路，过树干搭的便桥，还要战蚂蟥，避黑熊，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生物物种消失是自然规律，为了仅有几株的植物如此付出，值得吗？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综合保护研究团队一直在坚持。终于，循着文献记载和标本记录，他们发现散生于西畴、马关、河口、屏边、金平5个县9个分布点的52株野生华盖木，并对植株精准定位，推动保护小区建设等就地保护工作。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就地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但被划定的120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中，有一半以上的物种或物种的一部分（种群或散生单株）未落在保护区有效保护范围中。而保护区外的保护小区，正是极小种群保护中“量体裁衣”的探索。 

　　目前，云南针对分布于保护地外的植物种群或单株建设了30个保护小区(点)，实施了区域或挂牌保护，在自然保护区和保护小区（点）内得到保护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达64种。 

　　对多个保护小区进行剖析，与社区的紧密联系或许是最大的特色。 

　　以漾濞槭保护小区为例，2011年，保护小区设置永久性标牌、宣传牌、防护栏、巡护路，协同村委会一起对仅剩的5株漾濞槭实施管护。在管理责任上，指定马鹿塘村（离分布点最近的村庄）的村长为责任人。后续的人工扩繁中，一部分回归到原生境马鹿塘，在漾濞县广场、机关建筑等周边栽种，向当地市民宣传漾濞槭及其保护工作。 

　　迁地保护 

　　紧急抢救、系统研究并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内，已有76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在此得到迁地保护，这是以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为特色的专类园，相当于有了“备份”。 

　　“华盖木的种子本就容易脱水失活，不易萌发，加之数量越来越稀少，必须借助科技手段，迁地保护。”昆明植物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刀志灵说。 

　　昆明植物园的专家对华盖木人工引种栽培很有心得，考虑其对生长环境湿润度要求高，便增加浇灌频率，监测、保证土壤湿度，做好病虫害防治。 

　　每一次开花，刀志灵都无比高兴，因为木本植物能够开花、结果，说明迁地保护取得了成效。 

　　多一种技术储备，就意味着多了一份保存物种的希望。除了采用种子人工繁殖栽培外，昆明植物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罗桂芬进行了组织培养技术攻关。

　　把40多米高的华盖木“装进瓶子里”，这一听就不是容易事儿。不断产生的酚类物质渗入培养基后导致培养基褐化——呈现褐色，种苗随之慢慢死亡。她试着将外植体换瓶的频次加密，从一个月换一次位置改为三天换一次，褐化情况越来越轻。渐渐地，外植体接触的培养基不再出现褐化。 

　　从2010年开始尝试，到2017年获得第一株组培苗，7年光阴让罗桂芬感叹：“干了30多年组织培养，华盖木是最难做的！”可带来的影响却不可忽视：组织培养快繁技术能让更多像华盖木这样的极小种群乔木的全面保护与利用探索新路。 

　　极小种群保护的一大关键，便是将保护和研究相结合。 

　　在漾濞槭迁地保护过程中，研究团队首次解析了其全基因组与种群历史动态。特别是有害突变分析表明，漾濞槭有害突变位点达到13%，幼株有害突变位点数量明显大于成年植株；对有害突变位点进行功能注释，检测到对生物和环境防御的基因信号，也就是防御功能基因发生了有害突变。这为采取遗传拯救手段和技术优化综合保护提供了理论指导。 

　　“漾濞槭的叶片毛茸茸的，像一个胖手掌。果实长着一对果翅，像蜻蜓翅膀。”刀志灵表示，每天都能在身边看到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固然好，但大山才是它们的最终归宿。 

　　在漾濞槭回归自然的过程中，并未全部回归至原生地，而是有一部分被移栽于大理州云龙县漕涧林场进行近地保护。 

　　“近地”是介于“就地”和“迁地”之间的一种保护形式，是在与受保护植物生态环境相似的自然或半自然生境中建立保护基地，采用人工繁育的苗木实施抢救性保护的措施。近地保护强调“人工管护”,比“迁地”保护节约物力财力，也能避免生境差异造成的后续危害。 

　　价值利用 

　　探索可持续的保护路径 

　　对于保护漾濞槭的意义，有些人这样评价：“或许是一种‘不堪大用’的植物，它没有漂亮的外形，没有致密的木材。可是如果我们对一个物种的消失无动于衷，那么不久后就会发现，原来那么多物种都消失了。” 

　　没有“了不起的本领”，却能坚守保护初心，这是美丽而朴素的愿望。不过，在全社会尚未对珍稀植物产生如“明星动物”那样的保护热情之前，若是在抢救性保护的过程中找到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身上“了不起的本领”，便可以事半功倍。 

　　生长于金沙江河谷的极小种群物种云南梧桐，为破解干热河谷绿化问题提供了有用之方；同时，云南梧桐的种子富含脂肪、蛋白质、钾、镁、磷、赖氨酸、天冬氨酸等营养成分，是极具开发潜力的木本油料植物。滇东南蒜头果，内含神经酸可制药，同时又作为石漠化治理优秀树种，种植2.5万多亩，种群数量增长至近200万株，不到十年解除濒危状态，既修复生态，又为当地百姓带来一定效益。 

　　如何科学保护好这些资源的同时实现其可持续利用是抢救性保护的必答题。毕竟，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已投入了大量资源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人们常会问，到底这些投入值不值得？这些保护对象有什么价值？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对国家，乃至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什么贡献？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在已有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保存的基础上，深度评价其遗传学特征、化学生物学特性、经济利用价值、生态适应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碳中和价值等，突破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种质资源评价的关键技术，形成科学、系统的评价技术体系，建立种质资源特性数据库，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资源发掘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 

　　在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上，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与利用创新团队有关专家建议，尽快突破有重要价值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快繁技术，推进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时，扶持一些企业或合作社，发展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保护体系，促进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 

　　《文汇报》（2023年3月3日 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