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头从西双版纳出走的大象，引发了一场热度空前的全网直播。看似“说走就走”的浪漫背后，是大象栖息地植物种类、生态环境的变化，“原住民”植物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大象食物种类的减少…… 大象漫步的同时，有多少植物种类正在无声无息中消失，虽然少为人知，也并非无人关心——在云南，有一座中国海拔最高的植物园，这里居住着方震东和他“收养”的上千种植物，他还在计划着引进更多居民——赶在它们消失之前。

　　△方震东在野外记录样方。

　　身处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目之所及，用“风景如画”形容并不为过，苍穹之下雪山巍峨，纳帕海流云浮动……但对久居于此的方震东来说，这都是稀松平常的景色。他很少有闲心驻足欣赏，年近60岁的他，有更紧迫的事要完成。

　　冬季里的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彭建生 摄

　　大自然正经历的剧变，远比想象中要残酷和激烈。

　　2019年，联合国发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全球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过去一千万年高出几十到几百倍。栖息地减少、自然资源开采、气候变化、污染……归根到底，人类活动的影响是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

　　中国云南西北部生物多样性丰富，关键类群集中，珍稀濒特物种多，是第三纪古热带生物区系的避难所，也是低纬度、高海拔的物种基因库——美丽和脆弱，是同时存在于它身上的两个标签。

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秋景。

　　当面临生存的威胁时，有腿的大象可以迁徙，没腿的植物怎么办？

　　方震东建造的高山植物园，这座植物标本库，或许就是它们的诺亚方舟。

在野外考察的方震东。

　　一朵花的回家之路

　　到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定居之前，植物们都经历了什么？朱红大杜鹃的回家故事，就是其中一个缩影。

　　作为滇西北的植物区系专家，2015年，方震东参与了“极小种群物种调查”的课题研究，开始了对朱红大杜鹃的调查。

　　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植物猎人”乔治·福瑞斯特在云南发现了朱红大杜鹃，并将其引到欧洲。因为园艺上的亲本性高，它成为很多种杂交杜鹃的母本。充满戏剧意味的是，这个母本在野外却很快销声匿迹。

　　足迹踏遍云南的方震东，在记忆库里并没有搜索出这个物种，翻遍中外文的植物志书，只找到含义模糊的一句：“云南腾冲与缅甸交界处有分布”。

大多数时候，方震东面对的工作环境。

　　方震东带着团队，找到乔治·福瑞斯特模糊描述过的河谷，他们顺江找了整整一天，无果。又去了已去世的中国植物学家武素功采集过朱红大杜鹃的“大岔河”，还是毫无收获。“灭绝了吧”，团队成员小声嘟囔。

　　结束调查后的一年，方震东过得并不安稳，他总在回想、琢磨找寻的细节。待到第二年开花时节，他又寻了回去。

　　这一次，他经历了更为艰难的找寻，终于在一处山谷的底部有了发现：面前是几乎90度的悬崖峭壁，下面是奔涌的激流，一束血红的花正在眼前绽放，他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凑上前去确认细节：花管呈喇叭状，花瓣内侧带着一层绒毛……这正是他苦苦寻觅的花朵，原来这个物种并非灭绝，而是学会了躲开人类。

　　国内朱红大杜鹃野外种群，终于被再次发现。

朱红大杜鹃（Rhododendron griersonianum）。

　　此时，方震东听到不远处挖土机的噪音，一个水库正在破土动工——即使躲到悬崖，朱红大杜鹃也难逃一劫。

　　方震东小心地把朱红大杜鹃的种籽带回植物园。一个物种至少保留了下来了，一旦培育成功，还可以散播回它原来的生境。

　　高山植物园里的植物，许多有着和朱红大杜鹃相似的发现经历、拯救过程。 方震东也无数次假设过，如果自己当初没有走上植物研究这条路，没有建造这座植物园，会有多少植物种类，在无声无息中消失？

植物园香雪药园一角。

植物园内的高位水池。

　　被两棵树改变的命运

　　年轻时候的方震东，理想并非当一名植物学家。

　　1982年，18岁的方震东收到了云南大学录取通知书，他懊恼地发现，本来报考的是数学系，却被调剂到了生物系。

　　他心有不甘，但掂量了一下自己的条件：小地方、贫困生、底子差，“一个小地方的人能考上大学，知足吧”，他从家乡坐了四天班车，前往昆明报到。

　　当然，学植物也并非没有好处，偶尔可以挣点外快。大二时，生物系的分类学老师在滇西北找药用植物，需要找一个学生采回标本，200号标本能换来回的路费。

　　方震东父亲早逝，家中三姊妹全靠母亲一人工资过活，接了这活，意味着他可以免费回家，于是他拿着一本中药图谱，快乐地在山上度过了整个假期。

　　这是方震东对“以工养学”的最初尝试，在若干年后，他用这个办法维系了高山植物园的建造和运作。

　　大四时，老师说：“谁愿意去做分类学论文，就可以去西双版纳”，缺钱的他又冲了进去，就此正式进入植物分类学的领域。

年轻时的方震东，是当时的潮小伙。

　　慢慢地，方震东爱上了这个专业，他的性格内敛，不善交际，相比和人打交道，他更愿意去野外调查，或在办公室做植物解剖。

　　毕业前，方震东报考了研究生，进入了前三名，却被一道题刷了下来，“云杉和冷杉在野外有什么区别？”他憋了很久，答不上来。

　　大学毕业，方震东被分配到了海拔3260米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中甸，一个交通不便、天寒地冻的地方。时隔多年后，它有了另一个响亮的名字，香格里拉。

　　方震东以前没有去过高原，到中甸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认冷杉和云杉，那两颗改变了他命运的树。他发现，云杉属的球果下垂，冷杉属的则是直立的。

林芝云杉 (变种)。

急尖长苞冷杉（变种）。

　　进入森林，看不到果也望不到叶时，可以以树皮的分裂方式区分：冷杉是条状开裂的，云杉的树皮呈鳞片状，这是植物志书中都找不到的细微差别。

　　答案找到了，可惜他已永远错过了那场考试。

　　五年跋涉，千种收获

　　分配到科委后，方震东确定了自己的研究课题：迪庆全州野生花卉资源调查。

　　迪庆有着“高山花园”的美称，但少有人知晓山沟里那些植物的种类和分布。1986年，方震东凭着初生牛犊的冲劲，试图将整个迪庆州的物种梳理、采集一遍。

　　迪庆州有海拔6740米的卡瓦格博雪山，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马雪山，有干暖河谷，还奔腾着虎跳峡……光是走一遍，他就花了五年。

香格里拉高原-毕桑谷。

　　课题经费少得可怜，还得拿出钱买相机——这是野外记录植物必不可少的工具，此外路费就是最大的开销。

　　迪庆州共2.3万多平方公里，交通条件极差，出差能坐班车就算最幸福的事，“经常步行一两天，再远一点的，需要拿着介绍信找马帮，跟他们一起走茶马古道，没有十几天回不来”。

方震东在尼汝高山区考察途中，至今仍需骑马。吴琮三 摄

　　马帮行路不算快，这方便方震东在途中采集标本，“一次翻越甲午雪山，我收获很多，其中一个乌头属植物被鉴定为新种”。

　　雪山大河广博，迪庆州所辖的德钦县城更显渺小。就在这里，方震东邂逅了一起从昆明分回迪庆的大学生拉姆，他未来的妻子。

　　拉姆漂亮而热情，追求者很多，但她偏偏看上了“呆板、不入世”的方震东，在随他一起做野外调查的过程中，从免费的助手，变成了伴侣，一起应付拮据的生活，等待孩子的降生……

　　每年的大多数时间，方震东都不在妻子身边。和植物打交道的人，生活也像四季一样分明。每年的前三个季节，他都要去野外，跟山林一起，只有在冬季，才回到室内做标本鉴定、写报告。

　　去年，方震东在数字地图上标出历年来的考察足迹，整个滇西北铺得密密麻麻，针扎不进。

方震东和孙女在一起。

　　“野生花卉本底调查”的五年里，方震东一共发现新种94种，但只发表了3个新种和1个新变种，在甲午雪山发现的那个乌头，他起名为“德钦乌头”。

　　“刚开始特别兴奋，后来就看淡了”，方震东说，在物种极其丰富的滇西北，发现新种是常事，但如果要对外发布新种，就需要非常多的考证，“而我的时间有限”。

　　因为调查成果丰富，迪庆州科委建立了第一个植物标本馆，方震东也出版了一本书《中国云南横断山野生花卉》，郑重写上调查结论：初步查明迪庆州有观赏植物106个科，312个属，1578种。

　　出版前，方震东收到中国植物学大师吴征镒亲手写的序：“高山花卉苦寒来，报于东君次第开”，称赞方震东的研究“融科学与艺术于一身”。

　　方震东回顾上半生才发现，分配回迪庆州并非挫折，而是起点。

吴征镒为方震东题诗。

　　从科学家，到“包工头”

　　方震东“升职”了。

　　高原的气候有利球根植物的生长，领导想在香格里拉种“全世界最好看”的郁金香，方震东近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课题组组长，调入了格桑花公司。

　　随着黄紫红橘各色郁金香怒放在雪山脚下，方震东和公司名声大噪——但虚名只是过眼云烟，种了三年郁金香后，企业面临转型，方震东也到了四十岁这道坎上。

植物园域外植物区。

　　大家猜测，方震东将回到山里，继续跟他的植物打交道。但他脑子里，却有一个更宏大的想法，也是他这辈子的终极理想：建一座植物园。就像他仰慕的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跨越四百多年，庇护着全世界收集来的物种。

　　做建议书、筹建办公室和工作小组……高山植物园最终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注册，2006年夏天，举行了开园仪式。

2006年6月8日，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开放仪式。

　　方震东意气风发，但朋友对他的“创业”并不乐观，“他只是一个科学家，不懂商业不懂管理，几千万的大盘子，又是原始创业项目，哪一样他理得顺？”

　　果然，刚开始建设就遇到资金难题。“那就凑呗，凑一点钱，就干一点事”，方震东使出了当年认植物的劲头，拿出家底、求人、凑钱、省钱……

　　“一个爱面子的人，被逼着到处借钱”，拉姆心疼丈夫，更为他的未来担心，职工工资拖欠了好几个月、几个项目款没到、不断流出的建设费用、科研和植物繁育的压力，“他最终能把这个摊子撑起来，堪称奇迹”。

园区引种收集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独叶草。

2018年从理塘县引入植物，川滇香薷。

植物园就地保育的西藏杓兰。

大花象牙参。

植物园迁地保护的香格里拉特有物种，中甸刺玫。

　　当我们问起，是否需要社会援助时，方震东谢绝了，他吁了一口气，“这三四年，植物园发展得不错，我已经不用借钱了”。接着，他为我们分享了他做“包工头”，以工养园的往事。

　　过去，香格里拉城区的绿化一直很让人头疼，不少人家习惯在院里养牛羊，平时满大街自由溜达，到了冬天没吃的就去啃树，所有绿化树木不到一年就死翘翘。

　　负责绿化的县长听说，1999年云南世博会时，方震东的团队曾把高原的云杉和冷杉移栽进了昆明的展厅，他找方震东商量，决定在香格里拉也搞“大树进城”，以此抵抗牛羊的啃食。

　　正缺钱的方震东几乎不加思索就答应了。签合同时，他读到一句：“如果达不到85%以上的成活率，方震东要登报向全州人民道歉”。

如今的香格里拉风景。

　　“这句就不用写了吧？”他有点懵。“你不敢保证，我们就不敢让你来做”，县长的助理强调。

　　方震东心一横，签！在他随后的计划里，要在绿化带种上云杉，中间夹杂白桦、花楸，阳面种上叶子如针刺的铺地柏，阴面有亮叶杜鹃，这些都是来自本地植物群落的“大块头”，把四季本色还给这个高原城市。

　　他亲自去林场挑选树源，在秋天将选中的树木断根，刺激新的根须生长，春天一来，再把树移植进城，最终树种移植成功率达90%以上。

　　2002年早春，香格里拉的人早上打开窗户，惊喜地发现，城里搬来了很多大树，“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空气一下好多了”。

　　方震东回忆，滇西北一迈进2000年，各种道路工程，以及矿山、电站、水坝的开发就多了起来。按规定，所有工程都必须经过生态环境评估这一关，环评也成了高山植物园的主要收入。

园区引种驯化，用于植被恢复的皱叶报春。

　　一边做环评，一边记录植物，秋天去采种子，拿回植物园做萌发、繁育。做小中甸的水库建设环评时，因了环评得细致，两种当地特有植物：中甸刺梅和大果刺柏神树得以移居它处。

　　2006年，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局在维西建成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对外招标做公园内道路边坡的绿化项目。方震东去投标，并立下军令状，要恢复出原本的区系植被类型。

　　有滑坡危险的土地，用含有地下横走根茎的旋叶香青做支撑植物，再加上旱冬瓜、马桑、云南松，以及当地的禾草、野花野果，一把种子撒下去……十几年过去，恢复的区域和当地原有的植物形成了无缝对接。

方震东在流石滩样方调查。

　　有了做工程挣的钱，植物园活下来了，方震东和团队也不再心慌，“我们有了时间和空间，继续我们的理想”。

　　我们都需要一道光

　　小叶栒子的西藏种群从开始培育到成功，方震东用了二十年。

　　在植物园的培育棚中沉寂多年后，小叶荀子的枝条在地表舒展铺开，这给了方震东一个惊喜。时间到了第二年，它长出了果实，“又好看又密集，就像红珊瑚珠子”，方震东说，需要付出耐心的等待，植物才会给人惊喜。

小叶栒子。

　　“如果是一个科研机构来做，课题完了，后期就没有人跟踪了。放在植物园，我们有钱做，没钱也能保留住，我们能等二十年，其他人不一定有这个时间”，方震东认为，这就是植物园存在的意义。

　　从一粒种子熬到满树红艳，小叶栒子花了二十年，方震东的植物园的也是一样。

　　“以繁育实现保护，以繁育实现利用”，这是方震东常念叨的两句话，幸好，听懂的人越来越多了。

　　方震东说，这辈子，他看过、解剖过上万种植物，还把其中一些近乎绝迹的植物，带回了大家的视野。他也在思索，人类和植物之间存在多少种关系？利用、认识、保护、相互适应、携手重建……包含着科学的探索、哲学的追问、也有道德的审视，这些他全经历过。

方震东在户外进行样方调查。吴琮三 摄

　　前不久，方震东在德钦永芝河的一段公路做植被恢复项目，即将完工验收时，他想起1990年代在这条路上的一次考察。那时天黑了，而电筒被马帮提前运到了当晚的夜宿地，考察队员一行走得辛苦，方震东摸遍全身，只找到一个没油的打火机。

　　他打一下火星，大家就跟着往前走一下。人走的路不过一米宽，斜坡之下就是黑魆魆的江水。很快，火星也没了，路还剩三公里。

　　这时，江对面照过来一个光柱，默契地送他们走完了全程。

　　我至今不知道对方是谁，但一想起来，心里还是特别感动”，方震东说。无论是人，还是植物，生命的旅途中，都需要这样一道光，“照亮前方的路，也照亮心里的希望”。

文章引自腾讯新闻荧火计划